我父亲林成雄是党外人士，曾任奉贤县第二、三、四、五届人民委员会副县长，奉贤县政协第二、三届委员会副主席。他于1998年12月离开我们，至今已经14年了，但父亲留给我们精神财富还在，他送我们参军的记忆还是那么的深刻和难忘。

1949年11月，奉贤刚解放不久，那时我和妹妹跟着父亲来到来到了奉贤三官堂县中读书。一天，我班的班主任庄心涛老师在班上动员我们同学去参军。他说，我们上海已经解放，但还有别的地方没有解放，国民党、蒋介石还在台湾，需要我们青年人去担负解放全中国的责任。此时，我的内心非常激动，我从小就敬仰解放军，南桥解放时看到解放军严守纪律、爱护百姓，就觉得解放军是受人民拥护的自己的军队。散课后，我急忙跑到班级外面的走廊里向庄老师报了名，当时庄老师问我，你报名有没有向你爸爸讲呀？我摇摇头，表示还没有讲。

晚上，父亲约我到他在学校的宿舍，刚说了几句有关学习方面的话，正巧妹妹为拿自己放在父亲处的衣服也到了父亲的宿舍，父亲叫我们兄妹俩坐下一起谈。当妹妹听说我要去参军，她说，我也要去。此刻，父亲看着我们兄妹俩，许久不说话。我理解，父母亲膝下只有我们俩，他是舍不得我们离开他呀。父亲在停了一会儿后说：“你们去参军，我支持，但是否都去？你俩去一个吧！”我说:“我先报名我去。”妹妹抢着说：“不管先报后报，反正我也要去。”父亲在思索了一段时间后说：“好！好！你俩都去，到时我送你们。”他还说：“你俩是双胞胎，一起随我来奉贤，又在一起读书，现在又要一起去参军，这样也有个照应。”他还嘱咐我们：“海阔天空，你们年青人有自己远大的理想，我不会拦着你们。你们去吧，去为国出力，去好好工作！”当时，我俩都还只有14岁多一点，许多事理都还不懂，但我俩都知道父亲讲的啥意思，把父亲说的话牢牢的记在心里，带到了军营。

我们俩被批准参军后，“县中林老师送孪生子女参军”一时在南桥和三官堂地区被传为美谈。父亲也为当时的决定感到荣耀，脸上时时洋溢着喜悦的表情。我父亲在抗战时期曾参加过新四军苏北四分区通海行署文教科工作，后因胃病请假休息在家，当时因战局发生变化，党组织和行政机关转入地下，他难以找到原机关，而脱离了新四军的队伍，到后来他一直为此而感到遗憾不已。显然，他在我们俩刚报名时曾有过犹豫，是因我的父亲太爱我们了。我们的母亲曾先后生过六个孩子，均应战乱，生活得不到保障，有四个孩子先后夭折。尤其是1948年，我们全家流离失所，生活饥迫，我后面8岁的弟弟和5岁的妹妹在一年内先后死去。六个孩子现在只剩下我们孪生兄妹俩，父亲自然一时舍不得我们离开。

我和妹妹到部队后不久，部队就开始了攻金（门）攻台（湾）的备战工作，我们部队拉到了福建闽南青阳前线，投入了紧张的军事训练和艰苦的备战之中。到一九五零年，抗美援朝开始，妹妹参加了援朝第一批志愿军，去了朝鲜前线，我们兄妹俩从此各在天南海北，互不见面。我们在部队时经常收到父亲的来信，他总是鼓励我们安心服役，积极进步，为祖国和人民多作贡献。

 每当我们有了进步，入团、入党、提干、立功受奖，他就会写信题诗向我们祝贺，并鼓励我们谦虚谨慎，再接再励！由于父亲不断地教育和鼓励我们，我们在部队这所大学校得到了成长和进步，都先后入党提干，长期留在部队工作。妹妹在抗美援朝结束后转入海军，并随部队辗转山东、辽宁等地，且在部队成家，我也在部队呆了27年。除了妹妹1954年回家读初三、高中时的三年时间外，在其余的20多年里，家里没有一个子女在父母身边，两老体弱多病，还要照顾我年迈的祖父，但他们互相照顾，克服种种困难，从没有在来信中有半点叫苦叫累，更没有扯后腿要我们早点回家的意思。后来，父亲因劳累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和痔疮，经常疼痛不已，有一次曾因慢性失血造成贫血晕到在自家门口的台阶上，幸好邻居蔡正德、周兴洪等相助急送医院而得到及时救治。母亲多年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在我转业的前一年，还因得了中风，一病在床而瘫痪不起。

1976年，我被批准转业到地方，回到了奉贤南桥我的父母身边，看到父亲苍老的身形，我的内心感到了一股电击般的触动，深感对不起我的老父亲。此后，在与父母一起生活的日子，我和妻子用心去孝敬二老，直到他们相继安然过世，离开了我们。

（作者系原县工商联秘书长，县七届、八届政协委组成员 林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