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辞劳勚福桑梓

——记明末清初柘林乡贤曹家驹

今上海市奉贤区柘林镇迎龙村曹家桥

在奉贤历史上有一个被奉入修筑海塘的报功祠中的读书人叫曹家驹，在清乾隆县志有传。复旦大学历史系冯贤亮教授有一篇论文《赋役故事——明末清初松江一个秀才的经历和记忆》专门研究了曹家驹的生平事迹，重点探讨了他在地方赋役及海塘修筑等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功劳。根据县志所载及相关研究，曹家驹生活在明末清初的曹家市（今柘林镇迎龙村），他以知识分子乡贤的面目积极参与地方事务，特别是涉及人民赋役负担、海塘修筑等事关民生福祉的公共事务。他的交游比较广泛，和当时松江境内的社会贤达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他们互相推重，在当时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同时，他的著述《说梦》也成为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士大夫阶层及当时社会生活研究的重要史料，是海内外明清史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一、文人雅士遍交游

曹家驹的居住地区有金山区漕泾镇和奉贤区柘林镇两说，乾隆《奉贤县志》有《市镇》一篇，其中记载：“曹家市，在阮巷东北，夏考功尝称曹千里为国士，今其子孙犹聚族于此，故名”。今奉贤区柘林镇迎龙村有旧地名曹家市，其间居住曹姓较多。关于曹家驹的基本事迹，乾隆《奉贤县志·独行卷》记载比较详细:“曹家驹，字千里，曹家市人。为人亢直负气，有经济才，诸生中翘楚也。同里夏考功为几社主盟，以气节自许，恒俯视流辈而独忘年于家驹，每称于人辄曰：“国士国士，遇事敢言，不畏权势。”邑中有大事，当事暨缙绅必曰：曹生云何？请与商榷，家驹辄奋髯扺掌，区划较然，听着辄点头称善，或即以其事相嘱，家驹亦不辞劳勚，以身任之，而事率办治。论者谓家驹有造桑梓，其事颇多。而屈指其大则有四端：一曰白粮之官收官解，一曰漕米之官收官兑，一曰里甲之均田均役，而石塘之筑亦赖其力为多。为文明白洞达，朗朗朝气。所著《说梦》一书，文直事核，议论平允，可以广见闻、备法戒焉。年八十余而终。今以筑石塘功，与同里宋际、庄征麒并祀漴缺报功祠”。

松江著名乡绅夏允彝 (1596-1645年) 在其为诸生时，与陈子龙齐名，两人一起同登进士后，声气益盛。时人有所谓“天下莫不知云间陈、夏”之论。在夏允彝主盟“几社”时，据说恒以气节自许，有俯视松江地方的豪气，却独与曹家驹有着忘年之交谊，对他评价甚高，说曹家驹“国士国士，遇事敢言，不畏权势。”夏允彝引用的“国士”一词来源于《史记》上记载的秦末汉初“兴汉三杰”之一的萧何对另一人杰韩信的评价，可见夏允彝对曹家驹能力的肯定即对他日后成就的期许。当然，后来因为明清鼎革，曹家驹也没能出将入相封侯拜爵，这有时代变迁的原因，他的才华没有机会充分展示出来，这也是十分遗憾的。

明末的社会和政治形势危难而多变，常令人有无所适从之感。在松江地方士人眼中，夏允彝的“文章节义”可与日月争光，堪为明末士人的楷模。在清兵下江南前夕，夏允彝就曾与忘年交曹家驹说过“天下必归清朝无疑”，又说“我唯有一死，但争迟速耳”。夏允彝平时在家中常告诫家人:“我若赴水，汝辈决不可捞救，救起必甦，甦而复死，是两次死矣，非所以爱我!”其绝命词云:“卓哉吾友，虞求、广成、勿斋、绳如、子才、蕴生!”夏允彝最后提到的这六位明末江南的忠义之士，分别是徐石麒、侯峒曾、徐汧、吴嘉胤、盛玉赞和黄淳耀。夏允彝绝名词中提及的六位卓友之一吴嘉胤，与曹家驹的人生交集也非常多。清代漴缺报功祠奉祀方岳贡、吴嘉胤(清代避雍正帝胤禛讳一般写作吴嘉允) 、何刚、曹家驹、吴钦章(吴嘉胤之子) 、宋际、庄征麒等七贤。吴嘉胤和曹家驹因为修筑海塘的功劳，一同受到家乡人的供奉祭祀，是所谓同功一体之人。在曹家驹的著作《说梦》中对吴嘉胤家世及互相交往的情形有较多的描写。

《小窗幽记》的作者陈继儒“名重海内”、有“山中宰相”之称，寓居佘山, 与曹家驹时有过往。陈氏虽奔走豪杰之间，平时对于地方利弊“极肯昌言”，对于赋役问题“尤讲求不倦”。曹家驹通过陈继儒, 还结识了在苏州抵抗过税官的葛诚。另有罢官还乡的许霞城 (誉卿) ，他是隆庆五年 (1571年) 进士、曾任巡按直隶御史等职的许惺所 (乐善) 之从孙，经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因好直谏，屡次罢归，居乡期间对于地方公事仍侃侃而论，“郡邑长及缙绅俱惮之。”明清鼎革后削发为僧，但其从弟许缵曾考中了顺治六年进士，并出任过高官 (云南按察使)，直至康熙十二年(1673年) 告归松江，仍维持了许氏家族在当地的鼎盛之态。许氏以其巨大的影响力，在赋役工作中极力支持曹家驹。正因有这样可以领袖群伦的乡绅的照护, 有“国士”之誉的曹家驹在明末以来的松江地方敢于担当, 任事杰出。所以在地方志中的形象, 曹氏就是一个“遇事敢言, 不畏权势”的年轻秀才，邑中每逢大事, 当事暨缙绅必曰“曹生云何, 请与商榷”, 以示曹氏远较同侪为杰出和重要。曹家驹的表现是积极努力的, 后来在乾隆《奉贤县志》中描述的形像就是“奋髯抵掌, 区画较然, 或以身任, 不辞劳勚”。

二、大梦人生谁先觉

曹家驹晚年著《说梦》是一本很有价值的笔记小说体历史文献，呈现明清之际的王朝制度与地方生活之变化、政治变革与家族兴衰以及社会文化的评述等内容, 包括曹家驹本人在地方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表现，并且鲜明地表达出他对于利益冲突、社会变化的好恶。通过阅读《说梦》这样的文本, 可以探究明末至清初地方历史的进程中, 文人乡绅集团所秉持的家国情怀和政治态度, 特别是从明末过渡至新的清王朝过程中的历史感受。

关于《说梦》一书的写作初衷，曹家驹自拟的《叙言》这样讲道:“人生一梦也。夜之所梦, 旦以告人, 曰此梦也。惟人亦曰此梦也,彼此皆知为梦, 而何以言之者娓娓、听之者津津也, 则此一刻之顷, 分明以梦缘为觉缘。夫梦既可以为觉, 安见觉不可以为梦。”并结合个人在明末清初的人生际遇，无限感慨地写道:“试从数年后追忆数年前事, 恍同一梦, 而况岁月迁流, 变故百出, 积之既久, 其为梦也, 不既多乎?百年之内, 劳劳攘攘, 尽为梦所驱役, 而为啼为笑, 不克自主, 亦可哀矣。余行年八十, 每燕居, 深念少时攻贴括, 困于公车, 不能博一官, 又承先人之业, 不能积粟帛、广田园, 徒为乡闾小儿所姗笑。惟是天假之年, 偷生长视, 使得纵观夫升沉荣瘁之变态, 举所见修富贵容而炫赫耳目者, 莫不化为烟云, 荡为冷风, 而茕茕老儒, 犹得抵掌而谈其遗事, 是若辈之梦境已尽, 而我之听其告者犹流连而未去也。”晚年已是老儒之态的曹家驹, 对年青不能在举业上有更高的成就, 在家庭经营上无法博取更高的经济收益, 虽有愧意, 但毕竟已属烟云过往, 升沉荣瘁, 都已看淡。最后, 他道出了撰写《说梦》的目的, 谓可以使人对他这一代的经历与感受得以寓目, 以增广旧闻, 且备法戒, 以为后事之师:“夫既能听之, 必能说之, 则何不以笔代舌, 使后人得寓目焉, 广其旧闻乎?间有可以备法戒者, 是亦后事之师也。昔左邱明作传, 羽翼《春秋》, 而论者讥其失之诬, 岂肓史不免耳食之过乎?余则非目覩不敢述, 匪曰传信, 或不至梦中说梦云尔。”

《说梦》在曹家驹生活的当时已引起不小的关注，以至于纷纷传抄。上海图书馆所藏一种钞本《说梦》 (一册, 半叶十行、行二十四字) , 卷首是僧人志莹的序。序文提供了很重要的信息, 点出曹家驹康熙四十八年 (1709年) 夏季避暑于旷心丈室时, 曹家驹与他“畅谭禅旨, 深得三昧”。在曹氏看来, “世人好梦, 快心之事为吉梦, 拂逆之遭为恶梦, 区区灵府, 被他汨没殆尽, 是可哀也。”并拿出《说梦》书稿给志莹看。志莹认为, 书中援引多为松江地方故事, 且“备详颠末”, 可谓有“醒梦”之义。

到了改朝换代之后的晚清年间，因为社会动荡。《说梦》关于兴废盛衰的内容还能引起广泛的共鸣。咸丰三年 (1853年) ,太平军攻陷南京, 振动松江地方, 再次打破了江南人长久逸安的好梦。当时自称“昨非庵道人”的陈锦绣说:“癸丑之春, 逆匪陷金陵, 吾松骚动, 城内外居民纷纷若鸟兽散, 予适与耕山火子下榻旷怡草堂, 为主人作守望之助, 昼则扫地焚香, 夜则挑灯煮茗, 恬如也。主人因眷属避迹乡间, 频往来其际, 坐是愈形其寂。一日, 偶于翟棲翁案头检得曹千里《说梦》一集, 互相翻阅, 觉乡先达之兴废盛衰, 历历在人耳目。予因顾火子而叹曰:‘举世皆梦中人也。是书可以资考订, 可以备劝惩。苦世无刊本, 瑟居多暇, 子又健于笔者, 盖抄诸以供披览’。火子曰:‘善’。于是毕半月之力, 缮写成帙, 丐予数语弁其首, 畀主人什袭而藏之。予故不揣梼昧, 序其缘起如是。噫, 烽烟屡警, 危如巢幕之乌, 我辈淡焉若忘,可谓达矣。后之览者,必将谓若而人者想从邯郸道上来, 参透个中消息者乎?主人为谁, 盖吴兴沈子小莲也”。

在出版印刷传播条件所限的时代，《说梦》一书已经广为传抄，并有刻印善本流传，如民国时期《清人说荟本》等予以收录。到了现当代更是受到历史学界广泛重视，如河北教育出版社《清代笔记小说》、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等都予以整理研究。

三、造福乡梓称乡贤

作为明清之际的乡贤，曹家驹的功德事业，按照乾隆《奉贤县志·独行卷》记载，“屈指其大则有四端：一曰白粮之官收官解，一曰漕米之官收官兑，一曰里甲之均田均役，而石塘之筑亦赖其力为多”。

因修筑海塘，曹家驹被奉入报功祠。在漴阙（今奉贤柘林镇有漴缺村）东面, 有一个报功祠, 原称“方太守祠”，由天启四年 (1624年) 举人、弘光时期曾任户部主事的松江人吴嘉胤所建, 专祀明末松江知府方岳贡。方岳贡, 字四长, 湖北襄阳谷城人, 天启二年 (1622年) 进士, 曾授户部主事;崇祯元年 (1628年) , 出任松江知府, 时长十四年。无论在地方史志的叙述中, 还是在《明史》中的评价, 他在任期间, “明敏强记, 案牍过目不忘, 谢绝馈问, 罢诸征索,”以致“廉能之誉, 腾于远迩”。《明史》中说他是以“廉谨闻”。方岳贡在松江为官的政绩, 多次被朝廷评定为“卓异”, 主要表现在重视捕盗以加强治安、强化海塘筑堤工作、为储存数十万石漕粮的仓库建筑城垣 (时称“仓城”或“西仓城”) ,以及救荒助役、修学课士等方面。方岳贡后来被提拔到北京任职至左副都御史, 兼东阁大学士。按清代后期当地人的观察, 在报功祠中一并奉祀的, 除了方岳贡外, 还加入了吴嘉胤、曾任遵义府知府的何刚以及诸生曹家驹、举人吴钦章 (吴嘉胤之子) 、圣公府司乐宋际、贡生庄征麒等人。地方上这样崇祀的举动, 也许迎合了清初王朝统治中褒扬忠孝节义、“正人心、维风俗”的宏旨。乾隆《江南通志》中有关报功祠的记述, 略具意味:“报功祠, 在府治漴阙, 祀明知府方岳贡、邑人曹家驹、吴嘉允、何刚, 国朝邑人吴含文 (按:即吴钦章) 、宋际、庄征麒。”乾隆《奉贤县志·独行卷》记载：“今以筑石塘功，与同里宋际（359）、庄征麒（358）并祀漴缺报功祠”。

在修筑海塘的功业中，与曹家驹一同被奉入报功祠的吴嘉胤、吴含文家族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研究对象，此一家族几乎与明清之际的松江沿海海塘修筑相始终，而且几代人都戮力海塘建设事业，尤其难能可贵。根据《说梦》一书的记载，曹家驹一次登临华亭秦山, 于山巅发现有废址断碑四五尺, 被弃于蔓草之中,碑文已漶灭不可读。曹家驹问及山寺僧人,也是茫然不知。后来他遇到吴含文, 询及此事。曹问道:“秦山为君家输粮, 必能知其遗事。”吴答:“此毕抚台生祠基也。”曹问:“抚台生祠何因在此?”吴说:“当其筑海塘, 予家上世有吴克平者, 筑塘一百四十余里, 抚公高其义, 欲疏请授一官, 力辞不受, 乃以此山并绕山河港悉给牒归之, 以为娱老计。遂建祠以报之。今河已为势家夺去, 唯荒山尚存, 累我赔粮耳。”曹接着问道:“君既知有毕公, 能知其名乎?”吴说:“不知也。”曹说:“此公名亨, 为成化朝名臣, 松江筑塘, 当以此公为开山祖, 而君家上代即与其事。今君父子两世, 宣力海疆, 俱不愧云礽之允, 但松之人不知有毕公,可谓饮水而忘源矣。”曹、吴之间的对话,说明了在地方士人的记忆中, 毕亨是松江地方修筑海塘的开山之祖, 到明末时, 吴嘉胤与吴含文父子仍与吴家祖上一样, 都为松江海塘的修护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令人感怀。

另外几件事都是和当时的赋役制度相关的，曹家驹也颇为尽力，减轻了松江当地老百姓的经济负担。一是漕米之官收官兑，清初漕粮之征收与交兑，沿明制由纳粮户向运军交兑，顺治九年(1652)改为州县征收漕粮贮存仓廒，再由州县向运军交兑，是谓官收官兑。曹家驹曾经乘巡按马腾升到文庙礼拜时，在明伦堂简要申说其措施, 后到官衙中进公呈,曹氏列名在首位。结果在官收官兑工作完成之后, 地方奸讼不已。曹氏颇觉苦闷, 认为自己“履危涉险, 不惮撄锋”,很是费力, 其中苦心讲求、调停布置时,又赖庄征麒之力颇多。曹氏觉得假如没有庄征麒的助力,他应该是孤掌难鸣的。二是里甲之均田均役，使得无地少地的农民只承担相应的劳役。在娄县地方的推动已有成规后, 华亭县则仿而行之。这方面的工作, 曹氏十分谦虚。他说:“予处强弩之末,不能随富人后,间有咨访,仅竭一得,以佐所不逮耳。”所以他觉得自己功劳不大, 何敢居以为功?”三是白粮之官收官解，即官府承办一切纳税流程，实现官收官解。民收民解制度下的里甲代收代征形式容易造成中间人对税银的侵蚀，堵塞了制度漏洞，提高了税收征纳的效率。按曹氏的记述, 江南白粮的北运至明季已然困极, 粮艘到山东临清以上, 就有宫中的太监来提催, “擒粮长, 挞以臣梃, 至不敢登舟, 昼伏菽园中, 终日不能得食,”可谓困苦。崇祯十三年 (1640年)冬天, 粮船冻阻于德州,华亭县一位龚姓的粮长, 往陈不便, 被责打三十棍后即死于运河岸边，自此人人以性命为忧。后来江西人、巡抚黄希宪提议白粮官解, 要求府县地方讨论。华亭知县李茹春在夏允彝的推荐下，延请曹家驹商议白粮解运问题。他提出剪除夫船银四千五百余两、恢复夫船米九千余石的方案。此时正是米价腾贵之际, 这一转移间, 获利倍蓰，在许霞城等人的鼎力帮助下，经过一番纷繁复杂的激烈斗争，他的方案获得巡抚的批准，减轻了吏民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