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丝竹声——民乐大师程午加与孙文明的国乐艺术

文/李晓栋  潘顺凎

夏商贵族金钟玉罄彰显贵，高渐离击筑而歌别挚友，伯牙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秦淮河畔丝竹绕耳夜不眠，再到瞎子阿炳二泉映月诉衷肠，虽然载体与形式各不相同，但音乐一直如同一颗明珠，闪耀在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中，兼容并包，源远流长。

清末民初，上海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商业大都会，是传统音乐品种展示和生存的大舞台。也正是这个时期，在奉贤先后走出了两位在民乐史上影响颇大的音乐大家——琵琶大师程午加与二胡大师孙文明。

程午加又名午嘉，1902年出生于奉贤南桥镇，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乐演奏家、音乐家、教育家、乐器改革家，精通笛、箫、琵琶、古琴、古筝、二胡等民族乐器，其中琵琶、古琴造诣尤为深厚。

1908年7月，年满6岁的程午加入读奉贤南桥镇当地的初等小学，随教员学习唱歌和风琴，接收了最初音乐启蒙，也展现出了自己过人的音乐天赋。升入高等小学后，程午加对音乐的喜爱和天赋受到了音乐教员的青睐，指导其学习笛、二胡、琵琶等多种民族乐器演奏和音乐理论基础。期间，还拜入上海平湖派琵琶名家倪清泉门下，专攻琵琶演奏，打下了扎实的琵琶演奏基本功。

1917年7月，程午加考入南京复成桥江苏省立第一工业学校，在校长、舍监的推荐下，拜入崇明海门派琵琶名家沈肇州门下。后来，又随山东诸城派琴家王燕卿学习古琴，深得老师喜爱。1919年，程午加转入复旦中学初中部。在此期间，他开始参加校内外的民乐活动，并与郑觐文、廖云台、章士钊、殷太如等人共同筹建了“大同乐会”，并积极向会中同仁学习琵琶、古琴、箜篌、忽雷、排箫、罄、笛、古筝等民乐的演奏曲目与技巧，“博览众器，融为一家”，为他以后的器乐演奏及民乐创作奠定了深厚基础。

1923年，程午加考入复旦大学文科社会教育专业。大学期间，他更多地参与校内外的音乐活动，被推选为学生会文艺部长，与音乐有人一同组建了“复旦国乐社”，还创办了“俭德国乐社”。同时，程午加还在进一步博采众家之长，向琵琶名家吴梦飞、施颂伯学琴，到国立音乐院兼修小提琴、琵琶、普通音乐等科目，并投平湖派琵琶传人朱荇青门下，系统学习平湖派琵琶曲目。这一时期的活动和学习，进一步提升了程午加的音乐创作和乐器演奏能力，为以后成为一代民乐大家夯实了基础。

大学毕业后，程午加北上南下，当过老师，也干过军官，还曾辗转服务于国民政府的多个部门，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但一直没有停止过音乐活动和民乐创作，并在乱世中传承和保护众多珍贵的民乐曲目和资料。新中国成立后，程午加辗转执教于山东大学艺术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南京艺术专科学校，后南京艺专更名为南京艺术学院，程午加再次任教，直至退休。

程午加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创作及民族器乐传承、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精通多种民族乐器，尤其是琵琶，将汪派、崇明、平湖各派演奏技法融会贯通，并形成了自己的演奏风格，堪称一代宗师。并且，在程午加的音乐生涯中，创作了大量的民乐作品，除了最为擅长的琵琶外，还包括古琴、十番锣鼓等器乐曲目。除了自身有极高的民乐素养，程午加一生还致力于中国民乐的传承与发展，四十载执教传艺，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民族乐器表演艺术人才，其中不乏蜚声海内外的表演艺术家。

虽然一直接受的是最正统的中国民乐传承，但程午加从来没有因循守旧过，在他的一生中，对于民乐发展有诸多的创新改革。大学时期，他对琵琶进行改革，将传统琵琶由四相十二品改为按十二平均律排品的六相十八品，定下现代琵琶形制；改革古琴、古筝的活轸子，科学解决定弦中的音准问题；改革了古琴谱，提高了乐谱的准确性，降低了读谱难度；先后创造了“八三笛”、“八三箫”和“鼓琶”。虽然程午加一直在对传统民乐尽心改革，但他也从不一味否定传统，他认为创新与继承“应按照业务和实际工作需要同时发展”。程午加一生醉心于民乐之中，不仅得到过众多名家的指导，也在校园中经过系统的学习，可以说是“学院派”了。与他不同，另一位闻名于奉贤的民乐大家孙明文可以说是彻彻底底的“草根派”。

孙文明1928年出生在浙江上虞，4岁时患天花，不幸双目失明。12岁时父亲离世，孙文明开始跟随一个算命先生走南闯北跑生活，以算命谋生。16岁时，孙文明“闯荡”到了民乐盛行的苏南地区的高淳县，开始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那个年代的算命先生多会拉胡琴，用以吸引顾客，当时还不会拉琴的孙文明为此深感苦恼，决心学琴以挽救生计。一位朋友出资为他购买了胡琴，并拜了当地有名的琴师为师。师父逐字逐句为他吟谱，只打弓法指法，孙文明凭耳听、口念、心记、勤练，学会了基本指法和一些民间小调及京剧的曲谱。也是在这时，他在音乐上的天赋开始逐渐显露出来了，一首民歌只要听过一两遍，他就能用手中的胡琴拉出来。

在接下了的几年中，孙文明带着二胡餐风露宿，到处寻访名家登门求艺，琴艺不断提升。有次听京剧《借东风》时，他发现二胡与京胡配合，定弦不同，无论是指法还是音色都更为丰富，决心要试一下新的定弦。随后，他废寝忘食潜心研究，为他以后创作二胡曲时能应用各种不同定弦的丰富音调打下了基础。

解放后，孙文明来到奉贤，结识了南桥镇盲人潘伯祥夫妇，搭档谋生。也就是此时，孙文明开始尝试进行创作，并在1951年创作了自己的二胡曲处女座《弹乐》，取弹弹乐乐之意，曲调欢快。后来他入赘潘家，并得到当地文化部门的帮助，安排演出场地，收入和生活相对稳定，创作欲望愈发强烈。

1952年冬，孙文明酝酿已久的《流波曲》经过反复演奏加工百炼出炉。这首曲子是他的代表作，素材精炼，结构严谨，曲调哀婉凄楚，倾诉了他卖艺生涯中颠沛流离的悲凉心声和对人世炎凉的愤懑。不久后创作的《四方曲》则充满新生的活力，旋律跌宕起伏，音韵清丽明快。

此后，孙文明的创作越来越多，流传也越来越广，在演出中得到了广泛好评，被当地人称为“活着的瞎子阿炳”。1956、1957年，他的多首原创音乐作品被选送参加了“江苏省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和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受到音乐界人士的极高评价，并得到了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受此鼓舞，孙文明创作热情高涨，《人静心安》、《送听》、《夜静箫声》等优秀作品相继面试，其中《夜静箫声》以二胡模仿洞箫圆润的音色，是二胡演奏上的一大创举。

1959年，孙文明应邀到上海民族乐团讲课半年，学生们学习热情高涨，草根出身的民间艺人成功“登堂入室”。授课期满后，又应上海音乐学院之聘，授课一年半。为教学与传世之需要，学院为孙文明的《流波曲》、《弹乐》等主要作品录制了唱片。在不长的执教时间里，孙文明为国家培养出了多位二胡演奏艺术家。上海音乐学院聘期满后，学院本拟推荐他去东北齐齐哈尔艺校任教，但他担心难以适应北方气候而拒绝，回到了奉贤家中。1962年春，孙文明受丧子之痛，旧疾复发，病逝于奉贤，年仅34岁。

孙文明一生坎坷而短暂，他为生计而学琴，却也将一生都奉献到了音乐事业上，也因此无比闪耀。孙文明不仅个人在二胡演奏上的境界极高，创作众多得到广泛赞誉的优秀作品，还创新了二胡演奏技巧。为了拓宽二胡的音域，他常常在演奏时去掉“千斤”，使二胡音域从原来的三组增加到了三组半以上。他还创造性地将部分乐曲的演奏，由一般的五度定弦改为八度定弦，使音域进一步增宽。这样演奏难度很大，但他却演奏出了非常好的效果。模仿洞箫音色的《夜静箫声》就是基于此技巧而创作的。他的创新技巧，使得二胡演奏得到了更好的表现力。